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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松祚:基础科学研究如何激发人类的四次工业革命

发布时间:2019-10-11 阅读量: 返回>>

2019年10月9日,蓟门法治金融论坛第77讲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学术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期论坛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理事向松祚教授主讲,主题为:《基础科学研究如何激发人类的四次工业革命》。国务院国资委资本局局长李冰,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教授等校外嘉宾出席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师代表及校内外200余位同学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教授主持。

图:刘纪鹏院长

刘纪鹏教授首先介绍了主讲嘉宾向松祚教授和出席论坛的主要嘉宾,并阐述了论坛主题。刘纪鹏表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以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为基础,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包容其他经济成分的现代经济。中国梦要实现,中国要崛起,需要打造以高科技为代表的高端产业链,和以资本市场为主的价值链顶端。四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进步,今天中国科技的发展也有目共睹,因此美国极力打压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向松祚教授将从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为我们论述基础科学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性。

图:向松祚教授

向松祚教授从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入手,分析了英国、美国成为工业革命主要领导者的原因,探讨了犹太人、以色列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和成因,以及作为基础科学的数学的特殊重要性,最后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如何激发中华民族的创新力和创造力?

向松祚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重视教育和基础科学的观点入手,提出基础科学和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表示,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相关的问题,是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够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历史的教训,总结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


一、英美为什么是工业革命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向松祚概述了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760到1840年代,领导国家是英国,跟进的国家是美国、法国、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发明是蒸汽机,带来大规模的机器制造业、复杂的工程系统、公司组织等。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40到1950年,领导国家是美国和德国,跟进国家是英国、法国、荷兰等,主要发明是电力、电报电话、汽车、飞机、化工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50年代,领导国家是美国,跟进国家有以色列、德国、日本等,主要发明是计算机、移动通信、互联网、风险投资等。 

现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革命,一般认为是2010年左右开始的,领导国家仍然是美国,跟进的国家有中国、以色列、日本、韩国、欧洲等。主要发明是机器人、人工智能、5G。人工智能是全面技术的综合,不是单项技术,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 

那么,英国和美国为什么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向松祚指出,创造力来源于制度对人的解放、对创新的包容和促进:一、英国拥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样历史悠久的世界一流大学,现代教育和实验科学首先在英国兴起,英国早在1660那边就成立了科学院。二、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将国王置于法律约束之下,完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三、通过金融革命形成多层次的金融体系——银行、国债市场、股票市场。最后才是工业革命。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意义无论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大英帝国成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超级帝国,深远影响至今犹存。 

关于美国如何主导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向松祚教授总结了美国崛起的四个原因,制度是根本、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先导、金融是工具。 

以清教徒为主的美国非常重视教育,从建国前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廉玛丽学院,到后来的麻省理工、斯坦福、芝加哥大学。从这些著名大学里走出了一大批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其次,众多美国企业创建的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堪与最顶尖研究型大学相媲美。一个贝尔实验室创办以来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甚至超过许多国家。 

最后,二战后美国迅速建立起全国性的创新体系和体制机制,以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为核心(DARPA),形成了军事-产业-学术“铁三角”创新体系。直接促成了包括阿波罗登月计划和发明互联网在内的众多高科技项目。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和灵魂是基础科学研究。 

向松祚总结道,一个国家要想有真正的创新,必须高度重视基础科学。正如任正非先生所说:“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就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


二、基础科学为什么如此重要?


随后,向松祚教授通过一系列的例证,指出基础科学尤其是数学的重要性。5G标准来源于土耳其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牛顿运动方程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创新源头;麦克斯韦方程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是核能革命理论基础;狄拉克和海森伯方程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或许是会推动人类走向真正的星际旅行和太空时代;现代信息科技时代的基础理论——香农定理——亦是来自克劳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48年的一篇数学论文;人工智能革命起源于1957年约翰·麦卡锡和马文·明斯基提出的“人工智能”基本思想…… 

由此,向松祚教授认为,中国需要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狄拉克、冯诺依曼这样的伟大数学家、物理学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怪才、奇才、通才,需要中国的教育、基础学科研究做出扎扎实实的努力。


三、犹太民族的创造力为什么一枝独秀?


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人在科学和思想、金融和商业、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政治外交等诸多领域为人类做出的贡献令人震撼:耶稣、高斯、爱因斯坦,罗斯柴尔德家族、华宝家族、高盛集团,李嘉图、马克思、弗里德曼,托洛茨基、基辛格,不胜枚举。 

向松祚指出,犹太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就高度重视教育和科学。以犹太人建立的国家以色列为例,以色列资源匮乏,国土面积的五分之四是沙漠,且周边都是敌对国家,但他们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早在犹太民族实现复国目标之前,魏茨曼就决定在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定居点创建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著名的希伯来大学创建于1918年7月24日。今天,希伯来大学已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性大学之一,培养出众多顶尖科学家和学者,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希伯来大学不仅仅是以色列科学研究中心,而且是全球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心。 

除此以外,以色列理工学院创办于1924年,著名的魏茨曼科学学院创办于1931年,建国后又创办了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有8所综合大学,27所学院,有4所大学跻身全球顶尖大学之列。 

向松祚表示,一个仅仅800多万人口的中东国家竟然有这么高水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这已经足以说明以色列超强的创新力了。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的教育和基础科学研究。


四、如何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创新力?


通过回顾四次工业革命,及英国、美国、以色列的成功范例,向松祚教授向大家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何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创新力? 

向松祚表示,一方面要承认我们在过去这些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在基础科学领域我们和处于领先水平的美国之间的差距,美国在科技上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向松祚认为,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等等泡沫,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 

现在都讲创新,言必称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是创新?向松祚教授认为对创新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包括过度重视商业模式创新,而忽视科学、艺术、哲学、思想的创新;过度相信国家集中力量攻关和举国体制;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和思想的自由竞争和创新毫不重要;对基础科学,特别是数学重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没有认识到艺术和科学结合的极端重要性;等等。 

最后,向松祚教授提出了创新创造的基本规律:一是文化至上,创新是文化现象,不是技术和经济现象;二是自由独立,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是一切创新和创造的根源;三是生态体系,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体系是激励创新和创造的内在和根本机制;四是多元包容,开放、多元、包容和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科研体系是一切创新生态体系的本质和内核;五是去中心化,去中心化、全方位的联结和协作必然形成自发自在的创新秩序;六是跨界融合,跨界融合是激发创新和创造的最丰富源泉;七是专注持久,任何伟大的创新必然是长期专注和坚持不懈的成果。


向松祚教授精彩的讲座为在场的师生提出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存在什么问题?科研体制是否合理?应该如何重视基础学科研究?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大家深深思索和热烈的讨论。在讲座最后,向松祚教授回答了在场听众的提问。在热烈的讨论中,本次蓟门论坛顺利落下帷幕。

 

/商学院新闻中心

/尹建峰